除新设立的市级行政区划首届人大代表选举由上级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的筹备组主持之外，新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划首届人大代表选举也其由其上级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的筹备组主持。
[22]然而，现实中更多是法意和民意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突出反映在两点：一是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立法无法及时调整法意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司法最终的目的也是一种恢复正义，将正义展现给大众是司法正义的最终目标，通过一种合理的渠道排解公众对于司法正义的不满，也是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途径，民意不仅在实践社会正义、排解社会正义的疏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司法对民意的关照，平衡利益冲突，优化权力结构，增加司法的透明度，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容忍度。
提倡司法大众化，是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完善陪审制度更多地参与到司法裁判中来，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法院的司法行为，也有助于司法摆脱权力干扰的困扰，杜绝司法腐败，[19]提倡司法大众化并非要否定法官专业化，否认司法活动的自身规律，否定司法专业化改革努力。尽管裁判应当考虑是否合乎情理，提倡法本原情的司法观，但不能屈就人情，在一个人情、关系、面子的社会里，如何排除关系案、人情案，需要法官有法律识别能力。当前，司法立场悖论主要存在于官民冲突、权贵身份、社会民生等案件中的民意表达。英国学者哈特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道德问题，像那些要求诚实信用、遵守诺言、公平安排的道德，可以叫做基本善恶道德，而对于诸如通奸、婚前同居之类的道德，叫做公说婆说的道德，[23]与基本善恶道德的民意相冲突的法意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者能动性司法等途径，使法意顺应民意的要求。西风东渐的百余年间，自由主义思潮已经在东亚文化中占据了一个虽然不能和主流的社群主义意识形态相比拟的政治正道，却获得了知识精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吹捧，并逐渐有其忠实的自由主义信徒，成为与政统、法统相抗衡的道统。
现今，一方面要警惕无节制的网络群众运动。直到1997年依法治国方针确立后的司法职业化改革，在对马锡五的公式——比法律更有力的真正群众意见反思的同时，司法群众路线的很多负面因素被一边倒地放大，被视为直接民主的实质司法观而遭搁置冷藏。德国基本法中人之尊严的规定，是道德理想在法律中的展现。
衡量保护义务是否得到履行的标准并不是付出努力的大小，而是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成功的营救。在这种情况下，‘人之尊严一词不再限于论辩上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公式，此外还可充当贬低性的言辞上的大棒。一个概念的适用普遍性与其表述精准性往往成反比，后者依赖于这一概念与其它概念的分界。此时它不再是个体的内在信念，而是共同体内全体成员的公共信念。
鉴于这一论题所涉内容的庞杂，也限于篇幅和主题，此处只选择三种最重要的反对意见进行讨论。所谓人之尊严规范指的是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
在日常口语的运用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人格尊严与人之尊严通常都以同义词的形态出现。[19]T.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Frankfurt a. M. 1977, S. 452. [20]H. U. v. Balthasar, Spiritus creator, Einsiedeln 1967, S. 274. [21]Dieter Birnbacher, Mehrdeutigkeiten im Begriff der Menschenwürde, in: Aufkl?rung und Kritik: Zeitschrift für freies Denken und humanistische Philosophie Sonderheft 1, S. 4. [22]又称法兰克福宪法，是第一部在整个德意志范围内民主决议产生的宪法。除了上面批判的内容上的冗余性之外，还有学者对人之尊严的逻辑结构提出批评，认为它表述的是一种逻辑上的冗余。[17] 此时，基督教义中的似神性就常常假托人之尊严的形象出现，从而获得一种表面上的世俗合法性。
然而它能否同样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却不无争议，因为它既非不证自明，定义也十分含糊。……人之尊严作为一切基本权利的根源，并不与一般基本权利进行衡量。但是，就基本权利第1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将其称作客观规范存在很大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随意的将某种反对意见斥为违反人之尊严，同时暗示，这种行为与那些，诸如刑讯、人种歧视等行为是一丘之貉。
因此，在医学伦理学中，尊重自主性的概念已经包括了尊严所涵盖的范围，放弃人之尊严的概念并不会带来任何损失。这部宪法决议最终未能生效，但是它为未来的宪法发展提供了构建模式和基础。
[8] 还有学者指出，在公共讨论中，人之尊严似乎有夸大使用之嫌。多年来，呼吁和建议人之尊严保护的声音从未停息。
人依据自身固有的特征拥有这些价值。如果，这里一方的尊严被理解为个体的基本权利，那么它必然会因为另一方尊严的存在而遭受相对化。无论在司法程序还是学术争论中，援引人之尊严常常可以免除对自身道德判断进行证立的义务，而且同时还可以剥夺持不同意见者的道德性，将之定性为道德恶劣的。[23]J.-D. Kühne, Die Reichsverfassung der Paulskirche, S. 344, 356. [24]Gustav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S. 107. [25]Franz Josef Wetz,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 ein Phantom? In: ARSP 87, 2001, S. 319. [26]Horst Dreier, in: Dreier, Grundgesetz Kommentar, Art. 1 Rdnr. 67 mwN. [27]参见Günter Dürig, in: Mauz/ Dürig, GG, Art. 1 Abs. 1, Rn. 4 ff.; Horst Dreier, in: Dreier, GG, Art. 1 Abs. 1, Rn. 128; Volker Neumann, Menschenwürde und psychische Krankheit, KritV 1993, S. 288; Dunja Jaber, über den mehrfachen Sinn von Menschenwürde-Garantien, S. 286 f. [28]Ernst-Wolfgang B?ckenf?rde, FAZ vom 3.9.2003, S. 33 ff. [29]Robert Alexy, Grundrechte als subjektive Rechte und als objektive Normen, in: Recht, Vernunft, Diskurs, S. 262 ff. [30]Parlamentarischer Rat, Verhandlungen des Hauptausschusses Bonn 1948/49, 42. Sitzung v. 18. 1. 1949, S. 529-531. [31]BVerfGE 93, 266 (293). [32]Aurelius Augustinus, Confessiones, XI, 14, 17. [33]譬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以及哈特的承认规则（the rule of recognition）。那么，它是客观规范吗？博肯弗德显然如此认定。并且它可以拥有不同的实现程度，这一点除了取决于事实可能性之外，在法律可能性的领域……通过对立的原则和规则确定。
也是因为这两点，人之尊严成为众多人反对和攻击的目标。[11] 他说，内在固有尊严的概念是无法负担独立的规范性工作的
在彼处，伴随着倡导和详述人之尊严同时存在的是从未停息的口诛笔伐，在人之尊严被奉为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被人斥为空洞和虚幻。但是人之尊严原则在具体情况中的退让，并不代表人之尊严的理念受损，因为作为最高价值，人之尊严理念同样也是其它所有法律原则和价值的指导性理念，是它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直到20世纪，对人之尊严给予法哲学和政治学的说明，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尊严概念才正式出现。可以说，此处仍以德国为例，是基本法发现了这个概念，并且努力使实证法有能力实现这一概念。
将这一表述变换一下，人必须得到尊重，因为他拥有尊严，并且他拥有尊严，是因为他具有理性意志。这是人之尊严制度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形而上学难题。阿列克西的学生岑切尔发展了现实层面，将之用于分析议会立法。宗教思想是人之尊严概念必不可少的思想来源和社会效力基础。
除了上面批判的内容上的冗余性之外，还有学者对人之尊严的逻辑结构提出批评，认为它表述的是一种逻辑上的冗余。他将人之尊严理解为一种绝对的、无可比拟的价值，超越其它所有价格。
[2] 另一方向则更注重人之尊严的宪法意义。至于人之尊严作何解释，这一伟大理念背后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时所有的宪法议题都没有对此给出确定答案，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它是最高的价值，凌驾于所有法律原则之上。这样一来，通过现实商谈，人之尊严的理念就可以转变为实定法上的规范。
这是对人之尊严空洞性批评的第二个层面，即空洞性导致了对意识形态缺乏抵抗力。依据这一理论，法律实践同样也可以分为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如果某一概念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必然会导致其内涵轮廓的模糊。[34]Robert Alexy, Probleme der Diskurstheorie, in: Recht, Vernunft, Diskurs, S. 113. [35]阿列克西明确强调了理想商谈和现实商谈区分的重要性，但就具体论述而言，他更关注理想情境下的商谈，并给出明确定义，对于现实商谈则只是顺带提及。
国家权力在此时要面对两个权利主体，既要保护受害者的尊严，也要尊重侵害者的尊严。这种说法也许在修辞学和政治上是有效的，但在逻辑上却是冗余的。
此外，个体甚至还有对自己的义务，如果谁要向他人的意志屈服，那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和侵害。[38]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rankfurt/M 1994, S. 75 ff. [39]有学者认为，当通过理想商谈形成的人民意志作为理念转变为现实商谈的合意之时，理念就具体化为实定法上的形式原则和实质原则。
拥有与欲望保持距离的理性能力，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它是一项基本准则，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永远不可对此做出修改。
